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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据成癖 洞察趋势

----胡适与庐山

来源:中国九江网  发布日期: 2015-06-10 11:10:00 【字体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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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928年4月7日,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授的胡适,带着儿子祖望,与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部部长高梦旦、东南大学校长蒋维乔、光华大学教授沈昆三结伴来到庐山,下榻于胡金芳旅社(现云天饭店)。

  胡金芳旅社在当时是比较上档次的旅社,胡适一行下榻的又是旅社中最漂亮的一栋别墅。这栋典型的英式别墅,娇巧玲珑,犹如一件艺术精品。别墅为石构一层,主立面由两个六边形亭子和一个阳台构成。屋顶由双亭的两个尖顶和一个四坡水组成,在两个尖顶的中间位置,又竖立着一个极为精致的石砌烟囱,使屋顶显得极为丰富生动。双亭和主间方窗的窗楣都装饰着精美图案,再加上阳台前一棵造型别致的梅树,使主立面充满艺术的魅力。

  胡适一行在这栋精美的别墅内住了三天,山上山下遍览景点,有“考证癖”的胡适尤其注重各人文景观。他来庐山时,随身携带了清康熙七年由吴伟编撰的《庐山志》,在海会寺又买了康熙五十九年由毛德琦编撰的《庐山新志》,对庐山诸多古迹详尽考证。不管白天多么劳累,晚上都要写笔记,将收获和疑点一一记录下来。

  胡适早就对庐山东林寺神往已久,来到庐山的第二天,他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东林寺参观,东林寺是晋朝名僧慧远所创建,他将佛教内容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糅合,使中国的士人和平民都乐于接受。慧远在东林寺译经、讲经三十六年,最终完成了佛教“中国化”的历史进程,使佛教在中国成了与儒、道并举共存的宗教。胡适对慧远十分钦佩,对寺中的古迹仔细观摩,不时加以赞赏。

  胡适对白鹿洞书院也赞不绝口,但却讥笑明朝南康守王溱开山作洞、凿一石鹿置洞中的举止不明智,说他是“大笨伯”。因为白鹿洞四面环山,形成了一天然洞府,你真的去凿个石洞,岂不把大自然的杰作变成了平庸的实指。胡适盛赞白鹿洞有两个原因,一是“白鹿洞书院是最早的书院,是我国书院的‘四大祀宗’之一”;二是朱熹亲定的《白鹿洞规》“简要明白,遂成为后世七百年的教育宗旨。”

  胡适还对牯岭别墅群颇有赞誉。他在美国留学多年,对西方的建筑及风土人情十分了解,庐山遍布峰谷、洋溢着西方情调的别墅令他倍感惊奇和亲切。当他在别墅聚集的黄金地段长冲河畔漫步时,他的心灵受到了震撼,庐山已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笼罩下的“世外桃源”,而是中西方文化交汇、风土人情开放,文明、进步的乐土。这种状况,在中国其他地方还很少见。

  胡适早就从《四库全书》中的一千余条有关庐山的论述中,领略到“匡庐文明的播扬翻腾”,三天的实地考察,又使他切身感受到庐山文化的博大精深,这其中,最能体现庐山文化精髓的要点是什么呢?4月10日晚,在胡金芳旅馆的这栋漂亮别墅里,胡适苦思冥想,从千头万绪中慢慢梳理,目光渐渐集中到东林寺、白鹿洞书院和牯岭别墅群上。他敏锐地感到,这几处人文景观,在历史上应该占有重要的位置,它们所代表的文化内涵将会越来越被后人所认识和重视。胡适经过再三考虑,终于在当晚的笔记中写下了重要的一段话:“庐山有三处史迹代表三大趋势:(一)慧远的东林,代表中国“佛教化”与佛教“中国化”的大趋势。(二)白鹿洞,代表中国近代七百年的宋学大趋势。(三)牯岭,代表西方文化侵入中国的大趋势。

  庐山之行,胡适颇感满意,终于身体力行地感知了一回庐山。“在山仅三日,成就万言书”,庐山令他妙思泉涌,滔滔不绝。而他关于庐山“三处史迹代表三大趋势”的评价,也以包容宗教、理学、东西方文化的宏大气韵奠定了庐山在中国宗教史、教育史、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,促进了后人对庐山文化的深入研究。

  胡适1937年夏季还来过庐山,是应邀参加国民政府举办的商讨抗日国事的“庐山谈话会”,这次他住在仙岩旅馆。在谈话会上,他多次发言,主张积极对日作战。曾有与会者写打油诗调侃他:“溽暑匡庐胜会开,八方名士溯江来。吾家博士真堪道,慷慨陈词又一回。”胡适也戏答一首云:“哪有猫儿不叫春?哪有蝉儿不鸣夏?哪有蛤蟆不夜鸣?哪有先生不说话?”这也算是胡适留在庐山的一段趣闻。

  

  相关链接:

  庐岳清话——胡适的《庐山游记》

  胡适的新风格的游记出来,便务去古典的习气,而表现着白话散文明了、平易的作风,也把他“不摹仿古人”的文学改良的口号落实到创作上。在这篇《庐山游记》中,一座千古的匡庐给他写来,不去循着古人登览寄慨的旧格,指陈故史,也不深藏什么典据,只是随记着山行的零札,似无用心而游山之乐却久含在字句里。体式的一新,使得读而易解,文章面目、笔墨滋味,在千百年游记中是首辟了蹊径的。

  胡适以为,成功的文学“当以能普及最大多数之国人为一大能事”。明畅的文字、创异的文体最可显示形式上的开新,文学革命当于此着眼。就是访过匡庐的古迹,下笔,亦不避俗字俗语而毋用典。

  书院和佛寺,为庐山文化的两大宗,也正是胡先生在文章中最用力的地方。笔笔皆从浅处写来,把中国书院的源流和禅家的大略说得简要明白。不入艰深,在他这样一位鸿儒看,自有道理。身临风景,他的兴味多在满山满谷的杜鹃花,深峡间的瀑布水。

  到了庐山这样的胜处,忆古和追史都不可免。能以清简而得要的文字述出,确属好手段。胡先生写白鹿洞书院一段,削繁叶而存茁干,有平易素淡之美。若换一位有獭祭之瘾的冬烘先生来写,不知会占去几页纸呢!文曰:“白鹿洞在历史上占一个特殊地位,有两个原因。第一,因为白鹿洞书院是最早的一个书院。南唐元中(937—942)建为庐山国学,置田聚徒,以李善道为洞主。宋初因置为书院,与睢阳石鼓岳麓三书院并称为‘四大书院’,为书院的四个祖宗。第二,因为朱子重建白鹿洞书院,明定学规,遂成后世几百年‘讲学式’的书院的规模。宋末以至清初的书院皆属于这一种。到乾隆以后,朴学之风气已成,方才有一种新式的书院起来;阮元所创的诂经精舍、学海堂,可算是这种新式书院的代表。南宋的书院祀北宋周邵程诸先生;元明的书院祀程朱;晚明的书院多祀阳明;王学衰后,书院多祀程朱。乾嘉以后的书院乃不祀理学家而改祀许慎郑玄等。所祀的不同便是这两大派书院的根本不同。”如宣讲书院史略而要言不烦。这般概说,完全出诸平白的直叙,不发一点议论、不抒一点情在里面,真见出胡先生在学问上的功夫。只这疏淡自然的几笔就可详明,何劳多费字句呢?这种学者式的叙写状态,偏重的是知识,而非世人习见的理与情,或是看似精彩的比喻和形容,很可以透出一种从容的风致。

  山中的万杉寺、秀峰寺、归宗寺,大约是胡先生在一日间游到的。古樟、废址,同旧寺相关的人与史,在他这里,虽博通,也只是略说而已,并无心纠缠,足见胡氏一番清幽的襟怀。倒是柴桑桥近处的渊明醉石和朱子的长跋,颇涉遐想。我那年过庐山时,未暇去马回岭寻访陶潜故里,读至此处,犹与数十年前的胡先生同感也。他说得对,“不如阙疑为止”。他在这里的一句议论也发得妙:“陶渊明不肯折腰,为什么却爱那最会折腰的柳树?”聊博一叹。

  “晚上在归宗寺过夜”这句话,成了文章的煞尾。有一点散淡,有一点幽寂,却又是去游这座佛山应抱的情致。唐诗:“只在此山中,云深不知处。”胡氏仿若入山的隐者,连文字也不落什么迹象了,风概略近解绶归田的陶翁。

  摘自:《山水文心——与大师同游》 马力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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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据成癖 洞察趋势

发布时间: 2015-06-10 11:10:00
信息类别: 名人履痕
文件编号: JJSZF-201506-12148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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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成日期:2015-06-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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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范围: 面向全社会

  

 

  1928年4月7日,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授的胡适,带着儿子祖望,与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部部长高梦旦、东南大学校长蒋维乔、光华大学教授沈昆三结伴来到庐山,下榻于胡金芳旅社(现云天饭店)。

  胡金芳旅社在当时是比较上档次的旅社,胡适一行下榻的又是旅社中最漂亮的一栋别墅。这栋典型的英式别墅,娇巧玲珑,犹如一件艺术精品。别墅为石构一层,主立面由两个六边形亭子和一个阳台构成。屋顶由双亭的两个尖顶和一个四坡水组成,在两个尖顶的中间位置,又竖立着一个极为精致的石砌烟囱,使屋顶显得极为丰富生动。双亭和主间方窗的窗楣都装饰着精美图案,再加上阳台前一棵造型别致的梅树,使主立面充满艺术的魅力。

  胡适一行在这栋精美的别墅内住了三天,山上山下遍览景点,有“考证癖”的胡适尤其注重各人文景观。他来庐山时,随身携带了清康熙七年由吴伟编撰的《庐山志》,在海会寺又买了康熙五十九年由毛德琦编撰的《庐山新志》,对庐山诸多古迹详尽考证。不管白天多么劳累,晚上都要写笔记,将收获和疑点一一记录下来。

  胡适早就对庐山东林寺神往已久,来到庐山的第二天,他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东林寺参观,东林寺是晋朝名僧慧远所创建,他将佛教内容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糅合,使中国的士人和平民都乐于接受。慧远在东林寺译经、讲经三十六年,最终完成了佛教“中国化”的历史进程,使佛教在中国成了与儒、道并举共存的宗教。胡适对慧远十分钦佩,对寺中的古迹仔细观摩,不时加以赞赏。

  胡适对白鹿洞书院也赞不绝口,但却讥笑明朝南康守王溱开山作洞、凿一石鹿置洞中的举止不明智,说他是“大笨伯”。因为白鹿洞四面环山,形成了一天然洞府,你真的去凿个石洞,岂不把大自然的杰作变成了平庸的实指。胡适盛赞白鹿洞有两个原因,一是“白鹿洞书院是最早的书院,是我国书院的‘四大祀宗’之一”;二是朱熹亲定的《白鹿洞规》“简要明白,遂成为后世七百年的教育宗旨。”

  胡适还对牯岭别墅群颇有赞誉。他在美国留学多年,对西方的建筑及风土人情十分了解,庐山遍布峰谷、洋溢着西方情调的别墅令他倍感惊奇和亲切。当他在别墅聚集的黄金地段长冲河畔漫步时,他的心灵受到了震撼,庐山已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笼罩下的“世外桃源”,而是中西方文化交汇、风土人情开放,文明、进步的乐土。这种状况,在中国其他地方还很少见。

  胡适早就从《四库全书》中的一千余条有关庐山的论述中,领略到“匡庐文明的播扬翻腾”,三天的实地考察,又使他切身感受到庐山文化的博大精深,这其中,最能体现庐山文化精髓的要点是什么呢?4月10日晚,在胡金芳旅馆的这栋漂亮别墅里,胡适苦思冥想,从千头万绪中慢慢梳理,目光渐渐集中到东林寺、白鹿洞书院和牯岭别墅群上。他敏锐地感到,这几处人文景观,在历史上应该占有重要的位置,它们所代表的文化内涵将会越来越被后人所认识和重视。胡适经过再三考虑,终于在当晚的笔记中写下了重要的一段话:“庐山有三处史迹代表三大趋势:(一)慧远的东林,代表中国“佛教化”与佛教“中国化”的大趋势。(二)白鹿洞,代表中国近代七百年的宋学大趋势。(三)牯岭,代表西方文化侵入中国的大趋势。

  庐山之行,胡适颇感满意,终于身体力行地感知了一回庐山。“在山仅三日,成就万言书”,庐山令他妙思泉涌,滔滔不绝。而他关于庐山“三处史迹代表三大趋势”的评价,也以包容宗教、理学、东西方文化的宏大气韵奠定了庐山在中国宗教史、教育史、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,促进了后人对庐山文化的深入研究。

  胡适1937年夏季还来过庐山,是应邀参加国民政府举办的商讨抗日国事的“庐山谈话会”,这次他住在仙岩旅馆。在谈话会上,他多次发言,主张积极对日作战。曾有与会者写打油诗调侃他:“溽暑匡庐胜会开,八方名士溯江来。吾家博士真堪道,慷慨陈词又一回。”胡适也戏答一首云:“哪有猫儿不叫春?哪有蝉儿不鸣夏?哪有蛤蟆不夜鸣?哪有先生不说话?”这也算是胡适留在庐山的一段趣闻。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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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庐岳清话——胡适的《庐山游记》

  胡适的新风格的游记出来,便务去古典的习气,而表现着白话散文明了、平易的作风,也把他“不摹仿古人”的文学改良的口号落实到创作上。在这篇《庐山游记》中,一座千古的匡庐给他写来,不去循着古人登览寄慨的旧格,指陈故史,也不深藏什么典据,只是随记着山行的零札,似无用心而游山之乐却久含在字句里。体式的一新,使得读而易解,文章面目、笔墨滋味,在千百年游记中是首辟了蹊径的。

  胡适以为,成功的文学“当以能普及最大多数之国人为一大能事”。明畅的文字、创异的文体最可显示形式上的开新,文学革命当于此着眼。就是访过匡庐的古迹,下笔,亦不避俗字俗语而毋用典。

  书院和佛寺,为庐山文化的两大宗,也正是胡先生在文章中最用力的地方。笔笔皆从浅处写来,把中国书院的源流和禅家的大略说得简要明白。不入艰深,在他这样一位鸿儒看,自有道理。身临风景,他的兴味多在满山满谷的杜鹃花,深峡间的瀑布水。

  到了庐山这样的胜处,忆古和追史都不可免。能以清简而得要的文字述出,确属好手段。胡先生写白鹿洞书院一段,削繁叶而存茁干,有平易素淡之美。若换一位有獭祭之瘾的冬烘先生来写,不知会占去几页纸呢!文曰:“白鹿洞在历史上占一个特殊地位,有两个原因。第一,因为白鹿洞书院是最早的一个书院。南唐元中(937—942)建为庐山国学,置田聚徒,以李善道为洞主。宋初因置为书院,与睢阳石鼓岳麓三书院并称为‘四大书院’,为书院的四个祖宗。第二,因为朱子重建白鹿洞书院,明定学规,遂成后世几百年‘讲学式’的书院的规模。宋末以至清初的书院皆属于这一种。到乾隆以后,朴学之风气已成,方才有一种新式的书院起来;阮元所创的诂经精舍、学海堂,可算是这种新式书院的代表。南宋的书院祀北宋周邵程诸先生;元明的书院祀程朱;晚明的书院多祀阳明;王学衰后,书院多祀程朱。乾嘉以后的书院乃不祀理学家而改祀许慎郑玄等。所祀的不同便是这两大派书院的根本不同。”如宣讲书院史略而要言不烦。这般概说,完全出诸平白的直叙,不发一点议论、不抒一点情在里面,真见出胡先生在学问上的功夫。只这疏淡自然的几笔就可详明,何劳多费字句呢?这种学者式的叙写状态,偏重的是知识,而非世人习见的理与情,或是看似精彩的比喻和形容,很可以透出一种从容的风致。

  山中的万杉寺、秀峰寺、归宗寺,大约是胡先生在一日间游到的。古樟、废址,同旧寺相关的人与史,在他这里,虽博通,也只是略说而已,并无心纠缠,足见胡氏一番清幽的襟怀。倒是柴桑桥近处的渊明醉石和朱子的长跋,颇涉遐想。我那年过庐山时,未暇去马回岭寻访陶潜故里,读至此处,犹与数十年前的胡先生同感也。他说得对,“不如阙疑为止”。他在这里的一句议论也发得妙:“陶渊明不肯折腰,为什么却爱那最会折腰的柳树?”聊博一叹。

  “晚上在归宗寺过夜”这句话,成了文章的煞尾。有一点散淡,有一点幽寂,却又是去游这座佛山应抱的情致。唐诗:“只在此山中,云深不知处。”胡氏仿若入山的隐者,连文字也不落什么迹象了,风概略近解绶归田的陶翁。

  摘自:《山水文心——与大师同游》 马力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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